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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是一個面目模糊的詞語。2016年，女工段玉組織了一支名為“九野”的樂隊。從她們的歌中，人們聽到了女工們具體的面貌。

她愛在村里蹦蹦跳跳，愛抓螢火蟲，因為家里沒錢供她和哥哥上學，15歲，她告別家里人，帶著幾件衣服出發，在深圳一家玩具廠成了打工妹，每天12小時做不停。

這首《再見螢火蟲》，寫了女孩“小英”年少外出打拼，在深圳的工廠區意外經歷火災，被大火吞噬又幸存。那場災難真實地發生在1993年11月9日的廣東省深圳市葵涌鎮致麗玩具廠，火災造成85位女工遇難。陳玉英是身陷火災的女工之一、火災幸存者，她僥幸存活，燒傷面積達75%，傷情危重。數年后，流動女工小英被寫進了歌里，小英在大火中無助地哭喊，歌詞中寫：“她想起螢火蟲，宿舍車間就是她的世界。”

2016年九月，北京南鑼鼓巷一個溫馨的藝術空間里，九野樂隊進行了第一場線下演出。這是一支由3個女人組成的樂隊，主唱段玉和提琴手馬薇都是流動女工出身。

樂隊的第一次公開演出、第一支歌，她們把這首歌留給了這首名叫《再見螢火蟲》的歌曲，這首歌并非九野樂隊的原創，但對樂隊，特別是主創段玉有著特殊意義。

故事性，段玉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感覺聽完了一個故事，當時她在北京打工，對于南方工廠區女工的生活尚沒有太多共鳴。后來她走南闖北接觸了大量流動女工，對于南方工廠區工人們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理解，成立了決心為流動女工發聲的樂隊“九野樂隊”后，這首歌自然而然地被想起、列為樂隊排練節目列表中的曲目之一。

南鑼鼓巷的表演場地，一個空曠的房間，沒有舞臺也沒有燈光，窗戶透進來明亮的陽光，樂隊和觀眾圍在一起。

段玉坐在老舊的木頭板凳上，一頭黑色卷發，一襲黑色長裙，抱著一把背帶已經有了線頭的木吉他，低頭歌唱。馬薇站在她旁邊拉小提琴，體型稍胖，頭發扎成馬尾，露出發際線上的美人尖。兩人都有點拘謹，大多時候低頭看著琴，腳下悄悄踩著拍子。

段玉和馬薇是九野樂隊最初的成員，兩人同年出生，今年都37歲。她們和小英的原型陳玉英，是中國龐大的流動女工群體中的一員。

圖 | 九野樂隊排練場景

我們的名字不是打工妹

九野樂隊成立于2016年。這年，已經成為媽媽的段玉認識了馬薇，兩人都是從遼寧走出來的北漂女工，都很早就開始參加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活動。

馬薇小時候學過小提琴，多年堅持下來，她所掌握的小提琴演奏技藝已經足以在一眾工人中顯現個性。藝術團的朋友開玩笑說：“你們一個會彈吉他，一個會拉小提琴，干脆組個樂隊唄！”兩人一拍即合，又叫上一直在關注藝術團演出，做性別研究課題的博士生楊一野，九野樂隊誕生了。段玉說，選擇“九野”作為樂隊名，與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神女有關：“傳統神話中有九天玄女，九野和九天一樣，是神女的意思。古代的女神要么是女兒神要么是妻子神，但九天神是通過自身努力成為的神。”

作為九野樂隊的發起人，段玉宣稱自己是“野大”的。1985年，段玉出生在遼寧省海城市一個普通家庭，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工作忙，平日里，段玉由爺爺帶大。

有一次段玉在家里點爐子玩，不小心弄了一屋子煙。等媽媽回家，爺爺只是笑著抱怨：“你家小妖精都快把屋子點著了。”

段玉從小喜歡唱歌，跟著電視錄音機唱成了班里的小歌星，還參加了學校合唱隊。與此同時，她性格靦腆。逢年過節，親戚朋友串門。有的家長在熱鬧氛圍下，免不了起了興頭讓孩子表演節目，但段家的家長沒有這個習慣。客人們進了家門，她們的女兒總是縮到房子的一角，在人群邊緣安靜聽人講話。因此，段玉從小沒有沒有被逼表演節目的經歷。

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在學校里，合唱隊排練的革命歌曲《英雄贊歌》，電影《英雄兒女》的插曲。那段旋律深深地印在段玉的腦海里，但上臺前，她仍然感到緊張，她將被所有同學看到。在小學的操場上，系著紅領巾，扎著麻花辮，涂著紅臉蛋，所有人保持著相同的頻率左右擺動腦袋，“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段玉心里默念著老師的囑咐：“看觀眾！”“微笑！”她享受站在人群前和燈光下，被觀眾關注的感覺。

2000年段玉初中畢業，考入一所專科學校就讀學前教育。她主動選擇了這個專業，因為聽說幼師屬于藝術類，可以學唱歌教唱歌。

在專科學校，段玉學習了音樂的入門技能，聲樂、舞蹈、樂器，都可以比劃一下。下課后，段玉常常和同學聚在一起彈吉他，非科班出生，同學們都沒有經過吉他演奏專業學習，一群人憑著感覺組合各種和弦，最喜歡的樂隊是Beyond。

那時，東北正處于下崗潮中，高高聳起的煙囪不再冒煙，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決定離開黑土地，到遠方尋找生路。非典之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段玉也離開了東北。2004年秋天她坐上了遠走他鄉的火車。

段玉在北京到了站，轉市內交通去了北京順義的一個汽配城。親戚在那開了一家汽車配件零售店，她到店里幫忙，售賣汽車配件，換取一個月400塊的工資。那個秋天，她用第一筆工資買了一把吉他。后來她和那把吉他合過影，16年前，她19歲，留著斜劉海、雙馬尾，笑的時候牙齒潔白，懷里的棕色木吉反射著光線，在相片里留下了一小片過曝的白色。

圖 | 段玉19歲的照片

汽配城建在國道旁邊，灰塵很多，每次一輛卡車經過，就能卷起半層樓高的粉塵，混合著汽油的香味和腥味。那段時間，她總是穿著黑色衣服，黑外套、黑褲、黑裙子，黑色耐臟。

“大哥想看點啥？”每天開店和閉店之間，段玉總是重復地對來人說這句話。她從小對汽車無感，時間久了，卻也搞清楚了連桿和曲軸是什么，會幫顧客推薦合適的離合器片和制動分泵。在汽修城，她不是段玉，而是“哎！服務員”，在汽配城，也沒有人記得她愛唱歌、且唱得很好。

臉上沾灰的汽修城里，段玉生出了一個感覺——自己的名字和面目，越來越模糊。

這種模糊感，后來被寫進了段玉的歌里——《我的名字叫金鳳》。

金鳳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也是一名流動女工，是段玉剛開始北漂時，參加打工青年藝術團認識的好姐妹。那時候，胖胖的、開朗愛說笑的金鳳正在找工作，借住在藝術團的場地里。

因為興趣，金鳳找老師學了美容和手工，閑下來會用串珠做各種小熊、花朵，用絲網編織植物。住進機構后，金鳳成了這里的小紅人，會把自己會的教給其他姐妹。大家都學得很起勁，常常驚嘆“她怎么會的這么多”。

但在工廠里很少有人記得金鳳的名字。她是“嘿”，是“3車間的那個胖丫頭”，許多稱呼可以表示她，但基本沒人叫她的名字，金鳳。

在工廠之外，公共視野中，金鳳和段玉還有姐妹們被統一稱呼。“那個時候，流行叫我們打工妹”，段玉說，“每個來城市打工的女孩，都有她的獨特性，有不一樣的美。”但“金鳳”和“段玉”都被忘記了。

藝術團的人知道段玉愛唱歌，會彈吉他，鼓勵她：“你自己寫唄，就寫你的生活。”

于是，段玉寫了第一首給女工的歌《我的名字叫金鳳》。

后來，越來越多人認識九野樂隊，往回翻著聽她們的歌，通過這首《我的名字叫金鳳》，大家記住了女工金鳳。她在一家紡織工廠做流水線女工，經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了兩年整。后來，她去學美容，又去飯店打工，去到哪里，都是當打工妹。

段玉在歌詞里寫“他們稱呼我的名字，他們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就叫金鳳”，直抒胸臆地唱了這種委屈。

漸漸地，“金鳳”成為一個符號，提醒人們流動女工群體并非千人千面，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金鳳”，有她的名字、愛好和與眾不同的來路。

替她們唱歌

九野樂隊成立后，段玉曾應邀到北大演講，提到成立樂隊的初衷，她提及這種模糊感對樂隊的創作的影響。“所有女性都面臨性別不平等帶來的問題，流動女工受到城鄉流動、性別和經濟地位三重束縛，是弱勢者當中的弱勢者。所以我們格外強調流動女工的聲音。”她強調，流動女工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她們的名字不太被記得，她們的聲音也很少被聽到。段玉想為這些人發聲。

在九野的歌里，這些面目模糊的女工們逐漸顯現更為清晰的面貌。

2008年，資金拮據，段玉租住在北京一處地下室里，一起住在地下室的姐妹，大多都是電梯工和家政工。在當時的北京，許多外來打工者對落腳處的選擇，要么是五環外的村莊，要么是城市里的地下室。那里總有股潮濕的味道，燈光很暗，通道曲曲繞繞，像迷宮一樣。

每天下班歸家，段玉需要走過一段長長的走廊，兩旁是一眾相似的房間門。摸著黑，她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扇門。這些記憶現在有時也會涌上來，有段時間，她會在夢里回到地下室的出租屋。房間里有蜘蛛網，陰暗到看不清楚具體的樣子，只有家具的輪廓。

《電梯姑娘》的創作靈感就來自這樣一段日子。在地下室出租屋，租戶們往來地面和出租屋，靠的就是一臺電梯。

“在她的周圍，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我看不見電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氣息。”在歌詞里，段玉寫了一位流動女工，連帶著也描繪了與她一起擠在地下空間里的外來打工者。

地下室只提供晚上睡覺的空間，一張床、一個柜子。洗漱間和廁所都是公共的，走廊里有一排水龍頭，下面有一排水池，就是洗漱間，旁邊的一排坑位是公共廁所。這里也有很多活動，有姐妹租了兩間房間開了一個二手店，大家把閑置的東西互相交換，有時候也在這里唱歌、打牌、聊天。

地下室成為一座蟻穴，段玉和她的姐妹們像是工蟻。白天穿梭在北京的不同角落謀生，晚上又回到這里短暫休整。

段玉想為這群人唱歌，唱出他們的生活和境況。但其實，浸泡在段玉歌中描述的生活里的人們，有時聽不懂九野的歌。

“其實大多數的演出，大家的反應都比較少，處于那種無意識狀態”，段玉的聲音有點無奈，每當這種時候她們就忍不住想：“我們唱這些歌是要干什么呢？”

2017年，九野有一次跟隨新工人樂團到蘇州給女工唱歌。

演出在蘇州的一個社區打工者村莊，村口有一塊比較老舊的空地，原來是個停車場，搭建了一個簡陋的舞臺，風一吹，話筒的聲音也被吹得飄起來。七點左右演出開始，沒有特別組織，音響一開，大家都聚集起來，慢慢有兩三百人。在這個被很多工廠包圍的村子里，打工者們這會兒剛下了工吃了晚飯，踩著夕陽出來遛彎兒。

圖 | 九野樂隊演出現場

九野的歌不是流行歌曲，觀眾們感到陌生，愣愣地站在下面。臺上的樂隊成員都有點尷尬，人群中的同事只好帶頭鼓掌打節拍，幾個可能對音樂感興趣的村民也跟著揮揮手，像在內容艱澀的課堂上勉強回應冷場的老師。臺下有幾個女人，挽起的袖子露出黑瘦的手臂，輕輕拍打懷里哭鬧的孩子。九野的歌不算輕柔，哄不著這些“小霸王”，這些帶著孩子的女人慢慢都離開了。

早在樂隊成立之前，深圳的綠色薔薇音樂工作坊里，段玉就從宣傳頁上讀到了一些“理論”，有關“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發現此前打工生活中，很多不愉快的體驗可以用這些知識解釋。于是在九野剛剛起步的時候，她們決心“占領各種舞臺”，把這些理念唱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寫

九野的歌里有形形色色的女人，“沒人規定女工一定得是什么樣子。”段玉說。女工們本來就是不同個體，面目模糊、千人一面才是人們對女工群體的刻板印象。

九野樂隊創作的歌曲，旋律大多明朗、歡快，有溫暖的色彩，因為她們慣用大調，用這種風格展現她們所關注的所有議題、想講的所有故事。以至于如果第一次聽她們用輕松歡快的聲音唱反對逼婚的《選擇一種生活》，唱控訴家庭暴力的《安華》，唱反對拐賣婦女兒童的《不能做的買賣》，多少能感覺到有些反差。

這些旋律，除了段玉的創作，有些其實是在線下活動中樂隊和觀眾們一起哼出來的調子。段玉習慣用C、G、F、Am這幾個最常見的和弦，在唱談會上和觀眾們一起寫歌時也好用。相比音樂節和酒吧駐唱，她們更喜歡唱談會，因為可以和姐妹們聊聊天。

圖 | “百手撐家”唱談會合影

2017年4月22日，九野樂隊在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鴻雁之家”，組織了一場主題為“百手撐家”的唱談會，參與者都是家政女工。空曠的白色房間，地上墊著厚厚實實的三層保暖材料，女工們平時可以在這里歇腳、打盹兒，那天大家在地上圍坐一圈。坐下來的時候，有一位大姐樂了：“吃火鍋嘍！”

從捏腳開始，段玉想讓大家借此放松下來。緊接著做幾個小游戲，大家已經熟絡起來，段玉抓起旁邊大姐的手，觸摸到了厚厚的繭。你很難找到沒有這種手繭的女工，有一名女工把它編成歌詞“我有一雙勤勞的手，我有一雙粗糙的手”，寫在九野發給大家的紅紅綠綠的卡紙上。色彩鮮艷的字句，最后組合成歌曲《百手撐家》。對于這些家政工而言，唱談會是珍貴的可以暢快表達的機會。

圍坐交談中，一位大姐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她的老公和孩子留在了農村，全家的生計，都指著她在北京當家政工賺取的收入。

她們是城市里的“透明人”，車水馬龍里很難被人注意到。但其實在家庭中，她們許多人都充當頂梁柱的角色。

樂隊的提琴手馬薇也是女強人式的人物。

“我是那種打不死的小強，沒有什么事兒能壓得住我。”馬薇是印刷廠的職工。廠子里，熟人叫她“事兒姐”，因為她愛管事又不怕事。有時工廠車間主任會強制性要求大家加班：“別人都加班，你為什么不加班。”否則就扣三天工資。馬薇會用勞動法和自由權去理論，基本上都自己占上風，“在我的字典沒有這么多不行”。

車間主任是個大眼睛，干瘦矮個兒的男人。馬薇曾經和他發生口角，還揍過他一次。那天原本五點下班，四點四十五的時候，馬薇正忙著打包一摞書。主任來通知大家加班，馬薇不想加班，說四歲的孩子在家沒人看。

主任吼她：“我讓你加班你就加班，別一天那么多廢話。”絮絮叨叨罵了很多，還用上很多臟話，罵馬薇多事，不能干就走。在馬薇講述的版本里，主任的謾罵結束在她把手里的書沖他臉上砸過去的一刻。緊接著拳頭也上了男人的臉，她說自己把主任打得臉腫了，鼻子流血了，牙也活動了。“我出拳很重，一下子兩百多磅。”她笑著回憶，經此一戰，主任每次見到她，都客客氣氣的。

如果不是疫情，九野樂隊本會在今年6月26號發布首張專輯《九野》。九野樂隊的專輯封面上印滿歌詞，這些歌詞便是她們發出的聲音。

“女孩也可以成為參天大樹，女孩男孩共有一片天空”

“女人也可以不做媽媽，工作中散發著光彩與才華”

……

專輯的背后，滿滿一面致謝，從公益組織、社區服務中心、學校、樂隊、網絡大V，到陌生的普通網友，都是曾為樂隊提供過幫助的人們。

此時的九野，已經從最初一個人抱著一把吉他的段玉，變成了七個人的團隊。除了女工，隊伍里還有青年研究員、自由職業者、大學老師，還有一個名為小帥的男生。

馬薇和段玉都篤定九野會一直寫下去。會一直寫下去不是因為要堅持，而是關于女工們所面對的處境和議題，借用她們自己的話說，“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寫。”

- END -

撰文 | 張岳怡

編輯 | 林森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