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銘》有云：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杏花村本是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聚落，卻因一位大文豪的“牧童遙指杏花村”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化遺跡。受杜牧這首《清明》的影響，我國憑空出現(xiàn)了幾十個位于不同地域的杏花村，而且，每個杏花村的村民都會自豪地說自己的村子是“正宗”。

所謂“正宗杏花村”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呢？

自然是當年杜牧偶遇牧童后所見的小村。然而，時過境遷，距離杜牧造訪杏花村已過了千年時光，當年杜文豪旅游的杏花村究竟在哪，考證起來著實有些困難。

幾年前《金陵晚報》大版面刊登了杏花村的原址考論，認為：南京杏花村并不是當年杜牧偶遇的杏花村，而是明朝之后才出現(xiàn)的“西北貨”。

對于這一點，筆者著實不敢茍同，現(xiàn)提出一些自己的推論，以饗讀者。

南京地區(qū)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地方志書是《景定建康志》，這部志書是南宋時期當?shù)靥伛R光祖與周應合撰的，這部志書第二十三卷中白紙黑字地記錄著：

“制效軍寨，二所，一在城南門外虎頭山，一在城里杏花村。”

這一確鑿的證據(jù)，足以證明至少在南宋之前，建康地區(qū)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杏花村”這個村子了。

遺憾的是，志書的記載比較模糊，雖然提及了“杏花村”的名字，卻沒有說這個小村的具體位置在哪里。

其實，關(guān)于杏花村的原址，我們亦可通過《景定建康志》中收錄的一些信息推敲出來。

例如，該書二十二卷“鳳凰臺”的部分中，收錄了一則楊萬里的詩：

“千年百尺鳳凰臺，送盡潮回鳳不回。

白鷺北頭江草合，烏衣西面杏花開。

龍蟠虎踞山川在，古往今來鼓角哀。

只有謫仙留句處，春風掌管拂蛛煤。”

這首詩的作者楊萬里站在鳳凰臺上，朝著烏衣巷的方向極目遠眺，有大片杏花林映入眼簾。現(xiàn)下南京的杏花村，位于建鄴區(qū)集慶門內(nèi)南側(cè)花露崗。打開地圖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杏花村的位置剛好在烏衣巷西側(cè)。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當年楊萬里站在鳳凰臺看到的那片杏花林，極有可能是南宋杏花村的位置。

我們再來看看《全宋詩》中萬俟紹的作品《金陵郊行》：

“快提金勒走郊原，拂面東風醒醉魂。

好景流連天易晚，來朝更過杏花村。”

這首詩進一步印證了，在宋朝時期，杏花村已非名不見經(jīng)傳的聚落，而是一處充滿文化底蘊的地標性建筑。詩人來到南京，往往會以此為題，效仿當年杜牧之風雅。

《至正金陵新志》是一部元代的地方志書，在這部書的第十一卷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文字：

“大通尼寺，即大通庵，宋咸淳元年建，郡守馬光祖立石。庵本在御街南隅，劉觀察虎子婦秀巖落發(fā)為尼，移庵額于秦淮南杏花村內(nèi)建今寺。”

這段文字中記載的陳年舊事并不重要，關(guān)鍵在于“杏花村”這一地標再次出現(xiàn)在書中，足以說明在元朝時期金陵城的杏花村亦是存在的。

從上面這些志書、詩集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杏花村在宋元時期均已存在，而且知名度相當高。所以，《金陵晚報》中所考證的內(nèi)容不實，說杏花村是明代之后出現(xiàn)的這一點，可信度很低。實際上，關(guān)于杏花村原址的爭議，并不是從現(xiàn)代才開始的。

打個比方來說，清康熙年間出版的《廣輿記》里，第二卷池州篇出現(xiàn)了這樣的文字：“杏花村，府城秀山門外，杜牧詩遙指杏花村即此。”不過，在同為第二卷的江寧篇里，亦出現(xiàn)了這樣的記載：“杏花村，江寧縣治西，相傳杜牧之沽酒處。”

這兩段文字，均出自同一部著作。這足以證明，在明清時期亦存在“杏花村原址之爭”，當時比較熱門的競爭地便是江寧杏花村和池州杏花村。

我們知道，“牧童遙指杏花村”一語出自唐朝。想要剖析杜牧當年所遇之杏花村究竟在何方，還需結(jié)合唐代的史料進行研究。

但遺憾的是，似乎唐朝時期的杏花村知名度有限，很少有同時期的文獻收錄該村，所以我們終究無法深挖出杜牧所見的杏花村在何處。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將有更多的唐代史證出土，而這些歷史證物將會為我們指引千年前杏花村的所在。

參考資料：

【《廣輿記》、《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