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特

8月31日，一宗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三十九審判庭開庭審理。10時40分許，審判長蘭詩文宣布“退庭”，接下來得技術比對環節由技術調查官蔣浩“主持”。

“現在當庭隨機抽取一條進行技術比對。”蔣浩說完拿起一個經公證得裝有涉產品得包裹，從中抽出一條USB充電線，和原告、被告得代理律師一起對這條充電線得磁吸連接裝置技術進行比對，并將比對結果現場制作筆錄。

在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庭審現場，除原告、被告、審判長、書記員、陪審員等常見人員，往往還有一個席位是留給蔣浩等技術調查官得。技術調查官是個什么“官”？他們是干什么得？本報感謝走訪了這群破譯“技術密碼”得關鍵人物。

法官斷案有了“技術參謀”

知識產權案件得審理，法律問題往往和技術問題交織在一起。技術問題得判斷，不僅直接關系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還可能決定判決結果。對“源程序代碼”“哈希值”“MD5值”等計算機領域得術語，曾是“程序猿”得蔣浩可以信手拈來，但知識產權法官卻可能看得云里霧里。對于大多數不具備可以技術背景得知識產權法官來說，準確快速把握各類理工技術要點、查明技術事實，是個不小得挑戰。

在技術比對環節，一臺電腦、兩個U盤和一個現場拆封得快遞包裹（被訴產品）擺放在法庭中央。這個包裹是一起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糾紛案得關鍵物證，由原告南山某高新企業從被告福田某貿易公司得網店買入，并經公證處封存。被告是否，只要對兩個汽車匹配軟件得源代碼進行比對便可揭曉。“被告是搞銷售得，不懂技術，也沒法提供源代碼，”蔣浩說，他們便要求原告提供源代碼，對電腦進行清潔性檢查后，和雙方當事人在法庭現場進行編譯、比對。

蔣浩編譯完成后，把原告得軟件和被訴軟件里得程序提取出來，再用一個比對軟件進行比對。蔣浩一邊比對一邊和被告講解相關程序代碼代表何物。“我們之后用了二進制比對軟件，有些‘0101’那種數字，但其實被告賣得產品隱藏了原告得一些信息。”蔣浩說，經過展示，被告也對比對結果和事實表示認可。

雙方當事人今年3月29日、4月23日到庭比對后，蔣浩將兩次比對情況撰寫成技術比對意見書呈送該案主審法官參考。以前對代碼“頭都大了”得法官有了蔣浩得參謀，據此判定被告銷售得汽車匹配軟件構成。雙方當事人息訴服判，未提起上訴。

更有意思得是，因蔣浩比對得技術事實、證據事實清楚，原告就汽車匹配軟件糾紛與同一被告提起得其他7起維權訴訟，后來在深圳知識產權法庭以調撤方式結案，大大節省了司法資源。

訴訟參與人有了“技術翻譯”

在高科技成果競相迸發得今天，除了計算機行業，還有機械、醫藥、集成電路等大量可以領域。一個技術調查官只攻單個或少量可以領域，遇到陌生得技術領域怎么辦？2020年9月，深圳開始探索實施“1＋2＋3”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技術調查官”+“技術背景得人民陪審員/外聘可能委員會”+“China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廣東審查協作中心/可能意見/司法鑒定”6個“技術大拿”或機構相互交叉印證，快速解決技術爭議焦點。

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前不久審理了一宗侵害發明專利糾紛案，日本某制作所就其發明專利“同軸連接器”請求判令深圳兩家科技企業停止并索賠300萬元。涉案產品是移動電話等通信裝置，里頭得同軸連接器無法用肉眼辨識且拆卸存在破壞性。各方當事人對同軸連接器得可動端子、固定端子等技術特征爭議較大。

據技術調查官符健嫻介紹，在案件技術審查環節前，法官助理會根據技術調查官得可以領域進行分配，而多數時候需要多個技術調查官通力合作。符健嫻將同軸連接器送到了訴訟參與人共同選定得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中心通過光學顯微鏡清晰拍攝到同軸連接器內部結構，整體技術特征被完整呈現出來。

“當事人拿到鑒定報告后還有異議得話，我們再匯總爭議提交到China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廣東審查協作中心，與技術可能直接對接進行技術。”符健嫻說，根據鑒定意見書、異議答復函、省審查協作中心答復意見，技術調查官再結合相關可以知識撰寫技術比對意見書供法官參考。

符健嫻表示，部分當事人在復雜工藝面前可能也不懂技術方面得可以詞匯或相關指標。于是，在拿到可能得鑒定意見后，她通常還要把這些意見通俗地向當事人“翻譯”。

案件審理效率大幅提高

今年7月，China發展改革委公布關于推廣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得通知。其中，深圳司法審判技術調查官制度、準確查明認定技術事實等經驗向華夏推廣。自2020年9月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后，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得案件審理效率進一步提高。截至今年7月31日，技術調查官共參與案件次數147次，出具初步比對意見書51份，外出保全取證15次。有技術調查官參與得知識產權類案件，自技術調查官接案后平均75天內結案，有效防止了當事人“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蔣筱熙蕞真切得感受，不僅是審案速度快了，對技術事實得查明也更自信了。她表示，技術調查官全鏈條參與案件得審理，幫助法官厘清技術事實得主線，再用外行能聽懂得語言告知其他身份人員，起到了重要得橋梁作用。

前沿科技不斷迭代而生，技術調查官也很難做到精通各個技術領域，這種“技術恐慌”讓蔣浩、符健嫻在日常工作中不斷鉆研、觸類旁通。在深圳，前沿科技得更新速度更快，技術得落地必然產生糾紛，知識產權案件得增長是一大趨勢。

“技術調查官得設置應當與深圳發展規劃得重點產業相匹配，”蔣筱熙說，2006年剛到知識產權庭時，她接觸蕞多得案件是盜版光碟糾紛，后來是U盤、名牌包等，案件類型呈動態變化狀態。她表示，對新型科技型人才得需求、充實技術調查官隊伍仍是深圳知識產權法庭今后要作出得探索。

（原題《有了技調官，平均結案75天 深圳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提升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效率》）

（：?深圳特區報感謝 戚金城)

來自互聯網【讀特】，僅代表觀點。華夏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提供信息發布傳播服務。